快手刘金搞笑视频-刘金快手怎么了

摘要：短视频社交媒体快手成为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草根群体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的重要媒体场域，并因此被贴上“土文化”的“土气”“低端”世界的标签。本文从亚文化资本理论视角出发，通过考察快手短视频媒体场域中的规则、用户习惯及资本转化，探寻基于快手的趣味之争背后的行为逻辑。研究发现，快手重构了文化资本在现实物理世界的形态，使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草根群体能够更加平等地通过亚文化资本获得社会资本并转化为经济资本，从而建构了社会流动的新路径。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快手空间；亚文化资本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互联网上的个体不仅可以自由地分享和联系，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创造空间，在日常生活中塑造新的自我。2016年以来，快手短视频平台迅速崛起，其“社会普通人”的用户定位已经吸引了7亿注册用户，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进入公众视野。这个“用户生成内容”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使得个体不仅成为网络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还可以通过在这个过程中展现自己的独特性，获得一定的收入，甚至成为网络名人。

作为快手短视频平台的主要用户群体之一，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生活中找到了娱乐休闲的空间，也在这个平台上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话语权。他们有的放弃打工，回到家乡做全职网络主播，成为新的“留守青年”；有的把打工生活当成一场表演，打工不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通过表演打工生活来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流量。然而，快手也被视为“农村人”和“小镇青年”爱玩的手机应用，被贴上了“土”“低端”（low）“土文化”的标签。

新生代农民工为何喜欢用快手？为何拥有7亿总用户的快手，却始终被贴上“土气”“低端”的标签，只供农村人玩？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快手领域，生产出怎样的文化，对他们的生活有何意义？基于这些问题，本文将具体考察快手这个文化生产与再生产领域的生态，及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

1. 新生代农民工与信息通信技术使用的现有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按社会地位、职业和年龄划分的新型社会阶层[1]。他们虽然从事工商等非农行业，但户籍所在地是农民。他们是80后、80后、90后乃至00后一代。与父辈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从小就通过媒体接触城市文化，往往把打工当成一种旅行。从农村来到城市后，手机、网络等媒体成为他们闲暇时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邱林川的研究将农民工归类为信息中下阶层，认为他们使用低端的移动信息通讯技术，往往通过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的预付卡、山寨机、网吧等方式进入信息社会[2]。作为信息中下阶层，他们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呈现出与城市中产阶层不同的特点。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使他们能够通过手机维系跨地域的血缘和亲属关系网络[3][4][5]，同时也能建立新的友谊甚至发展亲密关系[6][7][8][9]，从而实现自我认同，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10]。另一方面，手机意味着机会、信息和资源，新生代农民工在应用过程中能够获得社会资本，促进社会流动和地位提升，成为日常社会变迁的驱动力，体现出一种发展意义[11][12][13]。 与此同时，还可能使他们陷入更深的劳动异化、商业异化的过程，甚至因参与帮派活动而失去最基本的自由和人身安全[14]。

但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中国手机品牌的崛起，智能手机逐渐成为大众消费品，加之上网费大幅降低、移动互联网速度大幅提升，即便是中国最偏远山区的居民，也能使用智能手机上网。智能手机之所以能逐渐渗透并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苹果公司2008年推出的App Store密不可分。App Store为应用开发者提供了丰富的软件开发工具包，为应用的验证和发布提供了合适的流程，最重要的是，让开发者可以方便地对手机软件进行收费。巨大的市场潜力，让程序员开发出各种应用来满足人们日常的娱乐需求，带动了智能手机软件的爆发式增长。这增加了终端用户使用手机的粘性，让技术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相互转化，手机应用也因此成为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领域。

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手机应用主动将自己喜欢的应用集成到手机中。沃利斯研究了北京女性农民工的手机使用情况，认为她们的手机应用是一种“必要集成”，因为与城市青年相比，她们没有笔记本电脑、相机等设备，只能通过手机集成所需的所有功能[15]。不过，沃利斯研究中的手机仍是邱林川所说的“中低端”手机。随着智能手机功能的完善，城市青年与农民工之间的硬件条件差异逐渐缩小，农民工能够主动将自己喜欢的应用软件集成到手机中，发展为“主动集成”。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改变了新生代农民工与信息通信技术的“连接”，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信息原住民”[16]。 手机不再仅仅是他们打电话、发短信的工具，更是他们维持和发展社会资本（如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工具；更是他们日常娱乐消遣、文化消费和生产的场所。因此，现有的研究应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技术能力的关注转向对人的能动性的关注[17]。王新元利用微信、QQ等社交媒体，重点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社区认同，以及如何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形成新的人际沟通和交流模式[18]。社交媒体为农民工提供了比线下生活更加稳定、理想的社交平台，线上社区已成为农民工日常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家”。

虽然主流媒体中的边缘群体通过互联网获得了新的发声机会，但互联网上的话语权并不平等。Marina Svensson的研究发现，新浪微博上有些人可以发声，但很多人被边缘化，无法发声[19]。名人和网络意见领袖利用他们的社会和文化资本，赢得了大量粉丝，发出了有影响力的声音。虽然“知乎网”不同于微博和传统的意见领袖，但社会身份并不是知乎社区中意见领袖的决定因素。然而，除了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积极参与之外，还必须能够专业、高质量地回答问题，才能成为知乎社区中拥有话语权的人[20]。因此，新一代农民工很少活跃在微博上，他们更多地使用QQ和微信。短视频平台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现象。 其“简单、平等、包容”的理念，让城市里陌生的新一代农民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娱乐和消遣场所，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话语权，甚至成为网络红人。

纪光旭在少数民族村落的田野研究中发现，快手呈现出城市与乡村线上线下空间重叠的景象，展现了互联网时代城乡文化共存的另一种可能。快手成为消解城乡边界、拼接城乡文化的舞台[21]。但刘涛认为，即便底层群体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他们的“底层故事”往往并不能为他们带来向上流动的积极后果[22]。

这些研究依然是在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纳入”与“反纳入”的逻辑下展开的。但实地观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玩”快手不仅是为了打发时间、获得身份认同，更重要的是，基于陌生人社交的新媒体平台也让他们有了成为网红的可能，从而构建了社会流动的新路径。杨小柳、周元英等运用亚文化资本的概念，以网络游戏为案例，认为亚文化、商业与媒体在互动中不断塑造着亚文化资本的逻辑和亚文化内部的文化秩序，实现商业调和的同时也让亚文化风格得以保留[23]。但他们的研究仅仅关注玩家在游戏过程中所创造的对应规则、知识和经验的复合体，并未考察提供这一游戏平台的商业文化资本；也没有区分城市青年和新生代农民工。 商业文化资本建构的场域与群体（亚文化群体）社会地位所形成的惯习恰恰是影响主体实践行为的重要力量，因此本研究基于其研究，运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与桑顿的“亚文化资本”概念，解读快手短视频平台作为文化产品生产者（提供者）的生产逻辑，以及媒介如何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亚文化资本的获取与转化。

2.场域规则重构了亚文化资本的形态

“简单、平等、包容”的产品理念塑造了快手场域内的权力与竞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则是资本的逻辑。资本既是场域活动中竞争的对象，也是竞争的手段。在布迪厄看来，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可以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被行为体或群体独占。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影响其文化资本的积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被“年龄、出身、职业”多重身份分割的群体，出身对其文化资本积累影响巨大，进而影响其社会实践行为。然而，在社交媒体网络中，年轻人基于共同的喜好、意义和价值观所形成的场域，打破了阶层制约下的文化资本积累对他们的影响，重构了现实社会中的文化资本形态，并由此形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亚文化资本[24]。

1.“简单化”降低文化资本参与能力

能力型文化资本是指行为主体通过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等获得并成为其精神和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兴趣、感悟等文化产品[25]。快手技术操作的简单性降低了用户能力型文化资本的准入门槛。用户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录制按钮，进入视频录制页面，只需点击录制、拍摄、发布即可发布作品，录制完成后还可以通过简单的步骤剪辑视频或制作视频。在具体操作上，快手会通过“老铁”“双击”、评论“666”等简单的文字和数字化操作来引导和激发用户参与，从而降低用户参与的能力型文化资本障碍。

快手上流行的音乐是说唱式的“喊话”，让没有音乐基础、五音不全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表达自己、吸引观众。流行的舞蹈有“蹦迪舞”和“社交摇”，蹦迪舞是在嘈杂的动感音乐中自由起舞，社交摇是在动感的音乐中重复简单统一的动作。没有舞蹈基础的人，只要敢做、坚持做，也能成为舞蹈主播。还有“自残”或“自虐”式的搞笑段子、直接呈现日常生活等作品，其形式和内容充满“简单”和“低门槛”的特点，可以被大规模复制和再生产，让缺乏能力型文化资本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坚持，获得亚文化资本。

2.“平等”消除制度化的文化资本

传统大众媒体领域是不平等的，比如报纸杂志有头版头条或封面文章的概念，以表明该新闻与其他位置的重要性不同，地位优越的位置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流量，在传播过程中是不平等的。而在快手领域，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明星，无论是高学历还是低学历，无论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他们发布的视频都会得到平等的分配。同时，快手公司内部的“基尼系数制度”确保了领域参与者之间不会出现差距，从而消除了制度文化资本对亚文化资本获取的限制。

这不同于体制文化，它不是通过某种形式正式承认行动者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资格证书等社会认可的方式将其体制化[26]，而是通过快手作品的分发机制，在人工审核作品合法合规后，通过机器算法进行“爬取”。一部短视频作品所获得的流量，并不取决于用户的学历水平或才艺，而是取决于其吸睛程度，也就是用户自身故事的特色。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身份的多重性和混杂性，比城市青年更容易获得关注。比如健身爱好者不一定能获得关注，但像工地健身这样出其不意的作品，可能会有更多流量；一个人唱歌跳舞都不行，但勇敢地在工地上唱歌跳舞，可能会获得更多关注。

3.“普惠”获取商品式文化资本

商品文化是指文化的物化状态，具体指书籍、字画、古董、道具、工具、机械等物质文化财富[27]。在快手空间，商品文化首先体现在虚拟的“礼物”体系中。表演者通过直播进行自我表演，获得粉丝赠送的虚拟礼物，并向快手平台支付50%的分成；观众也可以通过“刷礼物”获得更多的关注或流量。快手礼物金额从最低1个快手币到最高2888个快手币不等，1元人民币可以购买7个快手币。这种虚拟礼物价格体系比其他平台更加实惠。扁平化的“礼物”价格体系让用户有了更多的选择，无论是“富豪”用户还是普通用户都可以参与。

现实生活中商品资本的缺失，让草根们无法炫耀豪车、奢侈品来吸引观众。但他们在表演中呈现的生活空间，如农村田野、工地、车间、集体宿舍等，却成为他们商品文化资本的形式，也能成为吸引眼球的资本。比如，对于没能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来说，外出打工是唯一的出路。然而，2017年6月，高考落榜的袁桂花，却通过展示自己在贵州家乡山区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了快手网红。走红后的她，将这种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通过粉丝送礼、电商等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普惠”正是朴素、平等的结果和目的，让更多偏远地区、贫困地区、草根群体获得关注。

这些原则在快手领域重构了存在于场域中的亚文化资本，让现实世界中能力型文化资本壁垒、商品型文化资本匮乏、背景原因导致制度型文化资本匮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快手领域成为高亚文化资本的拥有者。这是快手与其他短视频或网络平台的区别。在一些中心化社区，大多数用户观看的是大量明星、意见领袖、美女帅哥的分享，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和注意力资源，作为草根阶层，他们更可能仰视观看。“但在快手上，大家看到的都是和自己‘阶层’相近甚至更低的人，用户的表达欲望、积极性、上传内容的动力都会被激发，能以更轻松的心态去创作内容。”[28]因此，快手上涌现出了一批草根平民。 他们或是修轮胎的阿姨，或是吊车司机，或是开挖掘机的农村青年。快手粉丝量排名第一的“散打哥”，出生于广东平远县的一个农村家庭，15岁开始进工厂打工，如今已经成为拥有4000多万粉丝的网红。

3.媒体促进“土文化”的形成

快手本质上是一种由生产者建构起来的文化商品，体现了消费生产者在场域中的立场和习惯倾向。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逻辑，既受到快手场域中设定的原则、其他用户的行为的影响，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现实社会中的立场和个人习惯的影响。惯习是由沉积在个体身上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是客观普遍的社会规则和群体价值观的内化，以潜意识和持久的方式体现在个体行为主体身上，表现为文化思维、感知和行动[29]。因此，用户的行为并非完全源自快手公司的设定，也不是用户有意识计算的结果，而是参与这一场域的人们在日常消费和生产过程中与其他参与者互动过程中自然获得的一种对游戏规则的把握。

作为快手的用户，他们同时也是快手文化产品的内容生产者，即便是只观看短视频内容而不进行生产的行为者，他们也能够通过点赞、评论、送礼物等行为与场域内的其他行为者进行互动，同样能够间接实现文化的再生产。因此，正如Fesco所言，受众在接受过程中自主解读这些文化产品的意义，并产生根植于自身需求的快感，从而在文化经济的模式下重新实现自我人性化，成为意义与快感的再生产者，具有建构颠覆性亚文化的潜力[30]。亚文化资本的获取，能够将其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经济资本，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从而开辟出社会流动的新路径，可能引发主流社会的关注、恐慌或批判。 在田野观察中发现，快手场域中行动者的日常行为实践，通过自媒体和大众媒体的打造，发展成为一个在他者眼中生产和再生产的场域。

1. 自媒体：关注与消费“土文化”

2016年拥有3亿用户的快手，直到霍启明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底层故事：一个视频软件里的中国农村》的文章，在很多人的朋友圈里被转发后，才开始像微信和微博一样知名。霍启明以精英的视角审视快手用户所呈现的“农村景象”，将快手描述为一个聚集了“自虐”、“低俗笑话”、“怪异行为”等内容的手机应用。这篇文章引发了媒体人和知识阶层的大量讨论，相关话题成为微博和知乎上的热门话题。有人对农村的处境表示担忧，也有人为其辩护。虽然争议不断，但快手和其他手机应用的不同风格已经成为媒体话语中的事实，对快手用户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快手用户被贴上了“低端”和“土气”的标签。

2017年以来，微博上出现了不少名字以“图威”二字开头的博主。其中，“图威挖坑人”和“图威老爹”粉丝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广，他们将快手短视频内容搬到了微博上。截至2018年7月，“图威挖坑人”粉丝数已达400万，一组图威视频通常有2万左右的转发量。几乎与此同时，微博上出现了“中国图威系列”等标签，这些标签下，网友纷纷上传图文，一时间掀起了对“图威文化”的吐槽热潮。

但与快手用户展现自我、希望产生情感共鸣不同，这些自媒体用户更多是站在“高地”上调侃或调侃这些视频，从而获得一种慰藉感和满足感。然而，也正是这些自媒体对快手的关注与消费，才让快手成为了“土文化”的世界。2018年11月，这两个微博账号被封，但快手在大众的认知里，却成为了“土文化”的代名词。

2.大众媒体：广泛覆盖加深快手的标签

主流媒体报道也将快手描述为“草根”“农村、农民工”“逆袭”等。例如，人民日报报道《快手App：正视“草根娱乐需求”》、虎嗅网报道《快手为何被白领阶层忽视，却被农民工大力玩转》、南方周末报道《快手，来自农村的创造力》《20%的精英阶层，80%的沉默者，都是在快手打滚的草根》、中国青年报报道《知乎和快手要争夺鄙视链的上下游吗》、新京报报道《腾讯领投3.5亿美元：逆袭“底层故事”快手成功了吗？》

2018年1月，快手甚至发布声明称，其用户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地区（不只是农村人玩的手机应用），并表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我们不认为学历、地域、性别、种族、肤色等任何类似词汇可以作为区分人之高低的定义标准”。

不过，作为用户的新生代农民工却非常乐意接受媒体的采访和上节目的邀请，尽管这些大众媒体对于亚文化群体的报道既有正面的，也有深刻的批判。在实地观察中，从事泥瓦匠职业的小薇接受过中国青年报的采访，被中央电视台《说说》专栏报道过；“水泥姑娘”接受过新华社的采访，并参加过山东卫视《我是大明星》、江苏卫视《七夕节最美爱情故事》等节目；最美情侣刘师傅接受过《工人日报》的采访，并参加过江苏卫视《一转二》；小舞王接受过北方早报的报道；刘瑾接受过新京报的报道； 三跑被光明网等报道过。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网红”通过主流媒体的曝光，在增加其“合法性”的基础上赢得了社会资本，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有利于其在快手领域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经济资本。

4. 商业资本重塑公众认知

领域并不是僵硬的结构模式，既有规则，也有重构和改变的可能性。虽然快手没有对《底线的故事》这篇自媒体文章做出回应，但这篇文章也让快手意识到需要改变，改变大众对快手的认知。拥有7亿注册用户、1亿多日活跃用户的文化产品，应该符合大众的审美口味，舆论中的“土气”“低端”形象是快手没有想到的。2017年初，快手成立公关部，时任公司CEO宿华接受了《人物》等多家媒体的深度专访。同时，快手通过赞助综艺、投放户外广告等方式，树立大众形象，吸引更多用户。 从2017年初的《吐槽大会》，到《下一代儿子》《跑男》，再到《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借助这些热门综艺节目，让更多观众熟悉、了解快手。

2017年7月，快手在城市写字楼、地铁站、网络社会连续播放自己的广告《人生，没有高低贵贱》。广告中的画面都是人们生活中的真实场景，有城市人与农村人、有农民工与白领，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后配上“每个人都值得被记录”的文案。

通过将生活直接带入广告形式，输出更加多元的内容，不断塑造“记录普通人生活”的形象，体现快手对大众的人文关怀，激发每个人表达自我、记录自我的欲望。无论是城市白领、农村青年，甚至是农村“沙爹”，都在做自己，追求自己眼中更美好的形象。审美和品味或许有高低之分，但生活没有高低之分。

2018年，快手发布最新品牌广告“你的小生活，是值得记录的大事”。广告中，快手采用先抑后扬的方式，先播报了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重夺“三连冠”的中国女排、“天宫”系列——火箭发射及研发团队等。但随着场景的切换，其主题逐渐凸显：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的下水仪式，堪比父母眼中初学游泳的孩子。其实，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是这些大事的明星。

只要人们认真地生活，无论他们的职业，背景或教育水平如何，每个人都可以被记录下来，并且可以通过对现场的特定解释来消除大规模消费中的“品味”争端，而不是生活中的每个故事，而是构建了一个巨大的事件。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品味[31]。

“ Kuaishou”不再是公司或移动应用程序的名称，但在2018年初代表“基层文化”的社会含义越来越深，是一个音乐简短的视频社区。具有较大的基础，但没有风格，而杜林（Douyin）则是城市人民的库阿舒（Kuaishou），质量更高。

五、结论

Kuaishou简短视频的出现使新一代的移民工人在现实生活中缺乏文化资本，找到了自己的亚文化领域，“文化资本”不再只是一个关键概念，它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等级秩序和不平等的资源分配，但也可以成为理解参与者如何扩大自己的资本的复制的有效分析框架，以及如何占据有利的社会地位，或者通过这种互惠构成新的社会和跨越的社会 - 与新的社会相互统治[32]。 URES。

新一代移民工人的积极消费和生产与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因此拥有FESCO的积极观众的特征[33]经文并将其转变为大众文化，但桑顿也有可能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进行转变。 因此，作为具有较低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新一代移民，在积极地进行文化生产和在Kuaishou领域进行复制，他们如何表现自己以积累亚文化资本，其经济和文化分裂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行为实践，以及他们对他们有什么意义？

周敏：澳门大学的传播博士候选人，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本文发表在2019年的“中国青年研究”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