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手直播怎么这么难-快手直播越来越难了

【亿邦资讯】在“南强北弱”的大背景下，当南方众多城市争相争夺“直播电商之都”头衔时，位于山东东南部的临沂却脱颖而出，直播电商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令人惊叹。

直播电商就像一扇门，当你推开这扇门，更多的门就会打开。

新年伊始，薇娅成为首位登上央视春晚的淘宝主播；李佳琪入选美国《时代》杂志“全球下一代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

两人所从事的职业，正是2020年炙手可热的新兴行业趋势——直播电商。

随着这一新兴行业的崛起，全国很多城市都在竞相打造“直播电商之都”名片，抢占行业制高点。

在杭州、义乌、广州等著名电商城市纷纷布局之际，北方三线城市临沂却脱颖而出，颇有些让人意外。

临沂打造“北方直播电商之都”的信心从何而来？

“南强北弱”非一日之功

“临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是山东省的一个三线城市。人们更多记住的是沂蒙革命根据地和消失在孟良崮的张灵甫。直播电商圈外的人，对现代的临沂或许有些陌生。

商业瞬息万变，近几十年“南有义乌，北有临沂”的崛起，其实也在逐渐改变中国的经济格局。

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市场，临沂是全国最大的专业市场集群，南北市场的繁荣一度被视为中国商贸流通的晴雨表。

作为重要的商贸和物流中心，为何义乌在南，临沂在北，义乌在前，临沂在后？

从南北经济到南北文化的差异，都有“南以南”的特点，如：南软北硬、南拳北踢、南老北孔……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有西汉和东汉，有西晋和东晋，又有北朝和南朝，有北宋和南宋。朝代最初分为“西”和“东”，后来才以“北”和“南”来区分。

在历史变迁中，人们什么时候开始用“南北”来代替“东西”的区分呢？

从政治、经济发展来看，从汉唐到宋元，中国的疆土逐渐扩大，经济重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

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统治者逐渐将都城东迁；而当北方游牧民族日益强大时，他们则选择南迁。

体现在朝代的更替上，先有“西汉”，后有“东汉”，先有“北宋”，后有“南宋”。

虽然历史上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战争的最初推动力是政治，但北方人口向南方的迁移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北方发生的三次战争，即西晋的“永嘉之乱”、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成为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原因。

北方移民南迁，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南方，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北方移民由旱地农民转变为水田农民，为提高水田耕作技术作出重要贡献

自三国孙吴政权至南北朝，先后有六个政权在南方地区建立政治中心。

随着中国南北朝以后朝代的更迭，通过通婚、混血、风俗习惯的改变，各少数民族与汉族进行了交流，汉胡的界限逐渐模糊，南北分裂更加明显。

回到近代中国社会，近年来，关于“南强北弱”的讨论愈演愈烈。

秦岭与淮河流域的南北分界线已成为中国经济格局的分水岭，新兴产业、人才、资金纷纷向南方城市聚集。

在《中国的城市洗牌》一书中，作者说：“在南方，一大批明星城市崛起，光彩夺目；在北方，昔日的工业中心却衰落，有些迷失。”

南方三线城市义乌，平均房价2万元/平米，人均收入位居中国内地第一。

通过对比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的全国36个主要中心城市的GDP，本书作者发现，东西部差距正在明显缩小，而南北差距则呈现扩大趋势。

2006年，东部阵营GDP占36个城市GDP总量的63%，高出西部阵营26个百分点；至2018年，东西部差距逐步缩小为16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南北差距已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初的10个百分点扩大到18个百分点，南方全面压制北方。

尽管“北上独领”的山东是全国第三大经济省份，但短短9年时间，山东与广东的GDP差距由5860亿元拉大到1.72万亿元，与江苏的差距由50亿元拉大到1.32万亿元，增加了263倍。

由于山东与东北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重工业比重高、官本位现象严重、民间活力不强，甚至有人质疑：“山东会成为下一个东北吗？”

义乌模式没有什么秘密，临沂模式又有什么秘密呢？

短短四十年，仿佛一个新时代已经过去。

在“南强北弱”的背景下，当南方多座城市争相争夺“直播电商之都”称号时，一个北方三线城市——临沂的异军突起，多少让人有些意外。

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版图上便出现了“南有义乌，北有临沂”的说法。

义乌是面向全球市场的小商品、百货等一级批发市场，临沂是面向国内市场的二级批发市场，多年来两地商品贸易往来频繁。

义乌火车站展示“买全球，卖全球”的城市口号，彰显打造“世界市场”的雄心

20世纪80年代初，来自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商贩们，已经对市场有了敏锐的嗅觉，他们把各种生活用品装进袋子，坐上大型敞篷车，不远万里南下到临沂找市场，其中就有来自义乌的小商品摊贩。

当时，临沂集市不实行公开售卖，南方商人便在临沂长途汽车站的宾馆里住宿，将日用百货等物品悬挂在橱窗里推销，逐渐形成了流动摊贩。

与此同时，距离临沂800公里的南方小城义乌，也正在经历从“鸡毛换糖”到专业市场的商业转型。

义乌隶属于浙江省金华市，是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重要政治中心。

越王勾践被囚禁在吴国时，越国大臣范蠡突破了国家“重农抑商”的传统束缚，开辟了一条“兴商强国”的新道路，也形成了义乌人的经商传统。

“鸡毛换糖”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原型和基石，如今已融入义乌商业文化。

改革开放初期，义乌小贩走遍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地，用自家的糖块换取鸡毛、鸡胗内衬、骨头、棕榈皮等废旧物资，变废为宝；同时衍生出板刷、鸡毛掸子、羽毛加工等产业。

据1982年初义乌县工商局统计，全县有个体工商户4000余户，其中从事小型百货生意的近3000户，从业人员6000余人。

从此，义乌很多小贩从挑着担子、走村串巷的卖货人，变成了“坐地批发、就地卖货”的百货批发商和长途商贩。

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诞生，以经营手工艺品和工业品为主，历经五迁、十扩建，最终形成了以“中国小商品城”为核心，11个专业市场、14条专业街为支撑的“小商品城王国”。

受南方市场环境的影响，临沂商城也由最初的几个小摊位发展成为拥有123个专业批发市场的市场集群，市场商户由原来的40多家发展到10多万家，商品由原来的几十种日用品拓展到27大类、6万多个品种。

从针线到汽车，各类生活用品、生产资料一应俱全。

临沂市兰山区进口商品批发市场如今也开始把“洋货”带进直播间。

商业市场繁荣的背后，市场与物流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互相支持、互相成就。

临沂地处长三角与环渤海经济区过渡地带，距港口仅百余公里，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可有效节省运输成本。

辐射县级以上城市的近3000条物流线路遍布临沂全市，联通各港口、门户，物流价格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至30%。

义乌也受益于小商品市场的繁荣，形成了“低价快递区”。

2020年，金华（义乌）市以快递业务量901084.6亿件位居全国第一，远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

义乌不仅在快递领域发挥着浙江省乃至长三角地区的物流枢纽作用，目前已初步形成了覆盖公路、铁路、航空，辐射全国、联通全球的立体交通网络。

2019年，义乌市商业货运量完成8216万吨，同比增长11.9%。

义乌珠宝已占据国际市场份额的2/5，是国外客商在中国采购流行珠宝的首选地。

义乌虽然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县级市，但堪称全球贸易的“一线城市”，市场外向度高达65%。

义乌有1.3万名常驻外商，每年有55万多海外客商来这里淘金，如果把所有的小商品都装进一个集装箱，可以开一家中型超市。

“全球80%以上的商品在义乌都能找到，而且品种以每天500种的速度增加，有的价格甚至比产地还便宜。”义乌商贸城一位客商说。

“货多价廉”背后强大的产业支撑是，相较于临沂以物流为支撑的商品“中转站”，义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通过吸引客商转业、商工对接等方式，培育出了饰品、无缝针织、工艺品、拉链、袜业、印刷包装、玩具等特色产业集群。

成熟的上下游产业链加上发达的快递物流网络，大大降低了商品的流通成本。

义乌是“蚁商”聚集的地方，他们做生意信奉“六分六，十分四”，自己赚100块钱，就得给合作方60块钱，在他们看来，让利给得越多，合作的越多，哪怕是“只赚一分钱”的生意，也能做成百万富翁。

然而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导致义乌外贸订单大幅下降，很多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

“义乌模式没有什么秘密，就是薄利多销，义乌的制造企业已经受不了国际分销商的剥削了。”一位业内人士说。

2008年，阿里巴巴国际站开始在义乌商贸城大力推广，第一批入驻阿里巴巴国际站的商家无意间撞上了电商风潮。次年开始，电商开始在各个方面超越传统外贸。

春节前夕，义乌国际商贸城一片冷清，客流稀少。

与处于电子商务发展核心圈层的义乌相比，临沂商业城是在2010年以后才感受到电子商务的冲击。

由于临沂本身并不是商品产地，批发贸易模式的本质就是将各个产地的商品集中起来再次进行中转，利用商业信息的不透明性从中赚取差价利润。

随着电商的普及，信息透明度大大提高，赚取差价利润的模式恐怕已经不流行了。

今年，兰花集团创始人曹继连组织领导班子讨论要不要做电商。“当时很多人都看不懂，商场生意好是好，但电商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曹继连回忆道。

但在他看来，对于传统商业城来说，“不转型就是等死；转型就是找死，但不得不找死，因为至少还有50%的存活几率”。

兰花集团2013年创办的齐鲁e谷电商产业园，目前已发展成为临沂规模最大、入驻企业最多的电商产业园。

从淘宝商家到直播电商服务商，临沂鑫谷数码科技董事长聂文昌也见证了传统商城的几次转型升级。

回顾自己经营淘宝店的经历，他坦言，在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传统电商时代，整个临沂商贸市场对电商缺乏认知和重视，转型速度远远落后于义乌。

等到大家意识到电商的重要性的时候，已经错过这一波红利机会了。

早在2013年，义乌就启动了大规模电商人才培训，两年内培训了30万电商人才，但当时临沂还面临较大的电商人才缺口，尚未形成大规模的行业组织来带动转型。

错过淘宝电商红利期的临沂，亟待寻找新的流量入口。

避开电商“领头羊”，另辟蹊径

随着直播电商的兴起，机遇突然来临。

从YY、花椒为代表的直播平台，到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聂文昌带领团队在数十家站外流量平台上测试流量效果，帮助淘宝商家降低获客成本。

2018年11月，快手正式尝试直播带货，从限制商品推广到逐步开放；当年双12电商节期间，抖音也开始尝试为天猫引流。

此时，聂文昌意识到，杭州、义乌早已积累了流量、资源优势，临沂商家想在淘宝、天猫的电商赛道取得成功将十分困难；临沂要想“弯道超车”，必须抓住这波直播电商机会。

临沂首个直播电商基地，快递包装环境比较简陋

经过多轮测试和官方沟通，聂文昌最终把“翻身”的机会寄托在快手上。

“临沂1200万人口中，快手用户多达800万。按照快手的规则，新主播开播，会优先匹配本地流量，这是临沂做直播电商的一大优势。”他说。

此外，临沂的产品均由杭州、义乌、广州等产地直供，不加价，价格远低于市场零售价。

2018年至2019年，临沂当地大量商家尝试快手直播，其中不少是由线下批发摊位或微商转型而来，急需租用具备仓储、展示、直播等功能的直播间，直播基地应运而生。

而当时，即便是杭州、义乌、广州等电商发达的城市，也没有成熟的直播基地。聂文昌想，既然如此，就到临沂去突破吧。

2018年12月，聂文昌将顺河家具城转型为顺河直播小镇，随后又接手运营临谷电商科技创新孵化园和鑫谷直播电商总部基地。

临沂市兰山区是临沂最繁华的区域，也是主播聚集地。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去年10月，兰山区共建成13个直播电商产业园。

临沂商城管委会数据显示，目前临沂有5000多名直播主播，其中月GMV超2000万元的有10余位，每天通过直播带货成交150多万单，2019年临沂直播带货GMV突破100亿元。

2020年12月，临沂首届直播电商峰会在临沂美术馆书法馆举办，五六公里外就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故居。

此后，直播电商“临沂模式”逐渐成为全国学习的样板。

聂文昌回忆，2018年底举办首场电商直播培训时，一群远在义乌的客商在微信朋友圈得知消息，连夜驱车赶到临沂学习。

本次培训共有100人参加，其中至少有一半来自临沂以外的全国各市县。

作为临沂多个直播电商基地的运营者，聂文昌去年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政府、企业、商会等来访团组近千人次；每天还要接听十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咨询电话。

无论是亲临参观，还是电话咨询，大家都对这座三线城市的电商发展情况感到好奇：临沂为何能把直播电商做大？“临沂模式”能否在全国复制、输出？

面对风起云涌的直播带货潮流，义乌商城集团并非无动于衷。

去年春节后，为鼓励商家进行直播，义乌购物中心在市场内建立了200多个免费直播间，并编写了教学资料，为商家提供直播培训。

但义乌商贸城的商户大多是家族企业，为拓展海外市场、赢得大量国外订单，他们倾注了几代人的心血。

如今，面对国内直播电商的风潮，不少外贸商家表示“不感兴趣”，甚至对这种销售模式提出质疑。

“直播带货是价格战，最后利润空间所剩无几；找一个网红带货，最多只能接几百单，而且合作也不稳定。”一位商家直言。

就在义乌外贸客商对直播电商持观望态度时，三四公里外的“城中村”——江北下朱村，已然聚集了一批跟着车流、听风而动的草根创业者。

初秋的傍晚，车水马龙的江北下渚村，上演着一段“白天骑三轮车，晚上开豪车”的魔幻现实主义故事。

30多年的市场化转型中，江北下渚村业态多样，从年画挂历、刀具商业街、物流产业园，到地摊、电商、微商、社交电商等。如今，当地的目标是打造“网红直播第一村”。

义乌的开放不仅面向海外市场，也为国内下沉市场的草根们提供了拼搏的空间。

这里拥有全国最丰富的小商品供应链资源；快递价格比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低；从事直播供应链的商家大部分都可以提供“一件代发”服务，降低了创业者投资囤货的风险。

目前，江北下筑已拥有1000多个微商品牌、4400多家持牌市场主体、30多家快递企业、2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红，每天从这里发出的快件包裹已达60万件。

从传统电商、微商到如今的直播电商，草根创业者就像一支高度分散、适应力极强的“游击队”，随时感知流量变化，快速切换轨道。

下午5点，义乌网红村草根创业者们正在观看视频销售现场教学。

在时代大潮中，临沂需要的不仅仅是机遇，更需要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站在潮流最前线不算成功，抓住电商机遇、保持领先才算本事，下一步就是“把优势放大”。

发展隐忧

“临沂的直播在全国的排名已经不重要了，当下最重要的是供应链建设。”临沂兰花集团创始人曹继莲说。

直播带货兴起元年，临沂商家把商城剩余库存“搬”进快手直播间，这批商品作为直播“引流单”，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销售，吸引了大量下沉市场用户下单。

但到了2019年下半年，临沂商城剩余库存已基本售完，加之快手电商政策升级，对主播的供应链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源头好货”的搬运工，临沂在货物端的劣势开始显现，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现在百万粉丝的主播，最难的就是找不到那么多合适的商品卖。”临沂当地一位商家坦言。

如今，寻找优质产品已经成为临沂头部主播们的共同选择，大家已经达成一个默契：不能只卖9.9元的产品，必须跟随平台的步伐进行升级。

在临谷电商产业园外的街道上，一批批供应链服务商在这里安营扎寨，争夺联办权。

临沂直播电商产业园外，聚集了一大批从事供应链、云仓、快递等业务的企业

与此同时，临沂的头部主播也开始频繁“逃离”临沂，联系杭州、广州的供应链资源，甚至在外地设立分公司。

聂文昌认为，临沂直播电商发展势头是否可持续，取决于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储备。

与杭州、广州、义乌等南方电商发达城市相比，临沂直播电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还有待提升，直播电商运营人才的缺口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难题。

当今中国经济格局中，“北雁南飞”已成为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南方城市是资本最为活跃的主要场所。

经历高速增长后，直播电商也走向了专业化运营，投入和产出趋向于市场化运作。

药网网络CEO方建曾公开表示，药网在快手孵化主播的方法非常简单粗暴：“第一批找10个主播，每个投资300万元，淘汰8个，留下2个继续跑。”

当主播粉丝增至500万时，运营成本就会稳定在单场直播销售额的10%甚至更高，这意味着一场GMV2000万的直播，商业推广费用可高达200万。

在临沂，除了大型直播电商产业园，不少传统商家也选择自建直播间“试水”。

伴随直播电商“野蛮生长”的“网红直播第一村”，如今又遭遇了新的困扰。

十几年来，从淘宝、微商、团购到直播，义乌市江北区下朱村几乎抓住了零售电商行业的所有机会。

它有能力感知并参与每一轮新商业模式的变革，但难以摆脱“繁荣仅持续三年”的行业命运。

看来，已经打出名堂的网红、供应商，都纷纷离开这个圈子，去寻找更加肥沃的创业土壤，未来留给这些草根创业者快速致富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对于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外贸商户来说，2020年的全球疫情导致海外订单量暴跌，坐店接国外大单的机会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外贸转内销的需求不断增大，转型阵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疫情只是催化剂，实际上，这几年外贸订单受到跨境电商严重挤压。”义乌一位商家说。

早在2015年，受全球经济整体复苏乏力、外需不振等影响，我国外贸进出口出现双降。

当时，已深入融入世界经济的Yiwu也已经意识到过度依赖过于过于外贸的风险，并提议将电子商务，进口贸易和现代物流成为转型和发展的三个主要重点。

一位行业分析师说：“许多年前，只要获得订单的能力可用于外贸，它就可以生存。如今，所有从事跨境贸易的公司都倾向于成为小批处理和多批量业务，从而根据客户需求完成转换和升级订单。”

如今，该国实时流媒体电子商务的整体规模已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整个行业仍处于快速增长的时期。

去年7月，Yiwu政府发布了一项行动计划，以“加速直播电子商务的发展”，计划在三年内建立10个直播电子商务工业腰带，在三年内建立100个通过演示和领导角色，创建1,000个互联网名人品牌的现场直播组织，并培训10,000个现场直播影响者。

作为Linyi Live流媒体电子商务基础的第一任运营商，Nie Wenchang认为，尽管Yiwu的开发现场流媒体电子商务的潜力仍然需要改进，但基于其原始的商品供应链和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的优势，Yiwu仍然有很好的机会来开发现场直播电子商务。

他说：“关键是建立成功的基准案例，以便主持人和企业具有榜样和参考来学习，而不是盲目投资于建立实时广播基础。”